| 惠兴之死，南北报界反应不同。上海《申报》虽在9天后作了报道，接下来却是一片沉默，3个月后又出现了另一则来自北京的短讯，记述北京对惠兴的反响，竟将惠兴错写成“蕙馨”。《申报》雄踞江南新闻界榜首，偏偏在惠兴寥若晨星的文稿中出此罕见的错误，可见南方士绅和教育界的冷漠程度。实际上，原因只有1个，惠兴是满族人，贞文女校自然即为满人所设，汉人皆不愿为出资。此时，民族调和论占了报界主导，《大公报》即是这种主流意识的典型。如果说英敛之是因为自己是满族人才宣扬调和，不如说他信奉天主教，存一视同仁之心，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信奉改革，只有融合满汉才是稳定中求改革的救国良策。1906年3月7号，《大公报》发表《论建设学堂宜除满汉之名目》，虽为“来稿”，却刊登在相当于社论的《言论》专栏，这起码表明报社的倾向。“来稿”批评满人“办理学堂者仍狃于满汉之成见”，其深忧大患的正是“同为一国之人，而先自分支别派，不能融合而同流，遂令排满革命种种狂悖之谣传莫杀其势而息其波”。以融合满汉为防止革命的手段未必现实，但平息矛盾的用心可谓良苦。6天后，《大公报》预告北京文艺界将在湖广会馆隆重义演，全部票房汇寄杭州女校。英敛之感叹道，戏子都能在办学问题上不分满汉，而士大夫却沉默无语。在一系列义演中，京戏明星想九霄尤为出色，他甚至把惠兴创办女校搬上舞台，自己担任主角。想九霄的捐款数额最大，超过了杭州捐款的两倍。在追溯惠兴之死和表彰北京演艺界的同时，《大公报》连用几个“呜呼”，表达郁积的感慨。英敛之写道，与北京艺术家相比，“江浙为财赋之区，以区区之女学，竟不能成立，致令惠兴女杰愤懑忧伤，牺牲性命”。由此，《大公报》得出逼下责难：“岂其长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优？”然而，问题很有意思，回答却不精彩。把江南绅学对惠兴的冷淡归结为“乡间之子，见闻之孤陋，意识之狭隘”，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杭州其他女校健康生长就是一个反证。英敛之不是不知道，惠兴之死的南北巨大反差确实表明，清军入关后征服江南残酷杀伐，在汉人心里留下的阴影始终没能消除，于是，江南自然成为晚清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据地。在调和满汉分界上，惠兴之死虽未发生神奇功效，但如果从女子教育发展看，这一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杭州贞文女学校起死回生，更名为“惠兴女学堂”。北京出现的女子教育萌芽，也经大张旗鼓的惠兴演说和募捐，赢得各界理解，1906年推衍成兴办女校的高潮。翻阅这一年的《大公报》，北京新办女校接二连三，以致记者们这样写道：“惠兴女士一死，北京女学逐渐发达。如江亢虎所设之女学传习所，大公主之译艺女学堂，近者设妇女匡学会，虽优伶歌妓，亦动热诚……风气之开，进而愈上，不禁为我中国前途贺。”但尽管惠兴以死推动了女校发展，但排满革命即使在北方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2月13号，一位曾姓的满洲正白旗旗人在辽阳家中刎颈自杀，他在遗言开宗明义地写道：“吾今之死非为他故，痛吾满族之将亡，欲救而无其力，兼境域学问说，他年终不免为亡国之奴隶。”此事最好不过地揭示出，晚清深受民族主义思潮感染的不只是汉族革命家，也包括满族读书人，双方都以势不两立的姿态对待民族矛盾。 |
南北两界对惠兴之死的不同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