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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1884~1918)

  近代作家。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为其法号。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出生于日本横滨。父亲为旅日华商,母亲是日本人。这种特殊的身世使他早年即因家庭矛盾出家为僧。但是,民族的危难又使他不能忘情现实。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加入拒俄义勇队。同年归国,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不久,到上海参加《国民日日报》工作。光绪三十年,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公开揭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宣统元年(1909),再度南游,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归国,参加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他的情绪起伏不定,时僧时俗,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放浪不羁,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

  苏曼殊与章炳麟、柳亚子等人交游,为南社社员。他现存诗约百首,大多为七绝。《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写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恨,《过平户延平诞生处》抒发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敬慕,《吴门依易生韵》"碧城烟树小彤楼"、《为玉鸾女弟绘扇》、《东居杂诗》"流萤明灭夜悠悠"等写对国家安危的忧虑。但是,这类具有政治内容的作品并不多。苏曼殊的诗主要写个人身世,尤多写爱情和女子,如《本事诗》、《无题》、《东居杂诗》等。它们以□丽绵眇的风格,表现幽怨凄惋的感情,艺术上受李商隐和龚自珍的影响较多。苏曼殊还有一部分风景诗,色调明朗,节奏欢快,表达出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如《淀江道中口占》:"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种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又如《过莆田》、《晨起口占》等。

  苏曼殊善画。他的诗不用典,不发议论,懂得用形象说话,常常能以寥寥的几笔勾勒出如画的意境。因此,前人对他的诗艺术评价颇高,说是"旷观海内,清艳明隽之才,若曼殊者,殊未有匹焉"(王德钟《燕子龛遗诗序》)。但是,也有人批评他"高逸有余,雄厚不足"(胡怀琛《说海感旧录》)。

  从1912年起,苏曼殊陆续发表了6种文言小说。《断鸿零雁记》(1912)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写作的长篇,其中某些情节有着苏曼殊本人生活的影子。男主人公三郎,家道衰微。其未婚妻雪梅被继母迫嫁富室,三郎愤而为僧。后来,三郎东赴日本寻找生母,与姨姐静子相遇。三郎之母属意静子,三郎对静子也不无恋恋之情,但终因皈依佛法,割断情丝,潜逃回国。其时,雪梅已绝食而死。

  《绛纱记》(1915)以四对青年的爱情故事为中心,展开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小说写了华侨资本家的倾轧、破产,批判资产阶级以金钱财富为轴心的婚姻关系的卑鄙。它又通过一场"洋场骗术"的描写,揭露了西方资
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恶劣影响。

  《焚剑记》(1915)在表现主人公爱情生活的同时,反映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动乱面貌:兵乱匪劫,人民颠沛流离,军中以人肉为粮。小说的两个女主人公,一个为姨母迫嫁,逃亡出外,又为人逼嫁,再度逃亡,终于流离而死;另一个在未婚夫死后,被逼抱着"木主"成婚,终身守寡。苏曼殊通过这一情节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沉痛控诉。

  《碎簪记》(1916)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代表者的形象。小说主人公反对子女婚姻自主,认为"自由恋爱是蛮夷之风,不可学也"。在他的干涉下,三个男女青年都殉情而死。本篇在作者小说中最富于抗议精神,发表于《新青年》。陈独秀称赞它具有"反对黑暗野蛮时代"的战斗意义。

  《非梦记》(1917)写贫富不同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遭遇。男主人公被婶母逼迫抛弃贫寒的画师女儿,另娶一"家累千金"的门当户对者,结果是女主人公投水而死,男主人公当了和尚。

  苏曼殊的这些小说,从争取婚姻自由方面接触到反封建主题。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矢志不二,但都为礼法、门第、家族、金钱等社会势力阻挠,不能如愿,构成悲剧。这一冲突有其时代意义,但是,在小说中,作者却将它转化为主人公的反抗和屈服、入世和出世、追求幸福和宗教解脱之间的个人心理矛盾,而又让后者占了上风。这样,他的作品就充满了浓厚的感伤主义和人世无常的情调,有时甚至为佛教教义作宣传。

  苏曼殊的译作有雨果的《惨世界》(即《悲惨世界》)及《拜伦诗选》等。
  《惨世界》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日报》,最初名《惨社会》,署名苏子谷译。发表至第11回,因报馆被封中辍。次年改由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署名苏曼殊、陈由己合译。陈由己即陈独秀。《惨世界》由苏曼殊主译,陈独秀润色加工,并续译12至14回。

  苏曼殊的翻译并不忠实于原著,不仅有所删削,而且自第 7回起,更离开原书,杜撰情节,添加了一个名叫男德的青年,通过他,译者表述了自己的革命见解。如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书中还写到工人金华贱因冻饿无奈,从面包铺拿走了一块面包,被定为"夜入人家窃盗的罪名",男德为此不平,他认为,世界上的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只有那些不能做工,靠欺诈别人发财的人才是蟊贼。显然,这是20世纪初年从日本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书中,译者还添加个别人物和情节,表现了对清朝贵族及其走狗的强烈痛恨。

  《拜伦诗选》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其中,用中国古体诗的形式译有《赞大海》、《哀希腊》、《去国行》等篇,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译作之一。

  著作有《苏曼殊全集》。(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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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曼殊·裴效维

  近代作家苏曼殊(1884—1918年),解放前曾经蜚声海内,誉满文坛,甚至出现过“曼殊热”(鲁迅语)的盛况,可见其受人欢迎。可是解放以后,苏曼殊及其作品却被扫进了“封资修”的垃圾堆。其结果,不但使一般的青年读者对苏曼殊一无所知,而且连某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也对他所知甚少。比如近几年发表的几篇有关苏曼殊的文章以及其他专著中有关苏曼殊的部分,大都把苏曼殊的名字、血统、身世、经历等搞错了,有的甚至把他的籍贯搬到了广西。为了恢复苏曼殊的本来面目,有必要作些简略的介绍。

  苏曼殊,原名戬,字子穀,后更名元瑛,改字子谷,曼殊是他出家以后自取的法号。此外,他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还使用过四十多个其他别号,如燕子山僧、南国行人等。

  苏曼殊的原籍为广东香山县(即今中山县)。其祖父苏瑞文以经营进出口业发家。其父苏杰生在日本横滨经商,任某英商洋行买办。苏曼殊即诞生在日本横滨。但他的生母并非苏杰生的合法妻妾,而是一个名叫若子的日本女子。所以,苏曼殊是一个混血儿和私生子。在封建观念严重、华夷之别严格的当时,苏曼殊的这种“不光彩”的出身,注定了他必然要受歧视的命运。所以他一出世,母子二人便被赶出了苏家之门,母亲只好带他回到了外祖父家。到了苏曼殊三、四岁的时候,由于苏家生女多而生男少,苏曼殊才被领回广东老家。从此,母子分离,终生不复一见。远离生母的苏曼殊,颇受家庭虐待。比如他在十三岁时曾经害过一场大病,家长们不仅不给他延医治病,反而把他放在柴房里等死。

  在苏曼殊九岁那年,苏杰生经商失败,家庭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以致苏曼殊从十三岁起,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姑母家寄食两年,学习中文和英文。接着又在十五岁那年(1898年),得其表兄林紫垣的资助,到日本留学。先后在横滨华侨所办大同学校学习四年,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一年,成城学校学习数月。在这近六年的留学期间,苏曼殊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据他的同学和好友冯自由回忆,苏曼殊在东京上学时,因林紫垣只月助十元,苏曼殊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米饭,为了节省火油费,晚上竟不点灯。

  苏曼殊于1903年回国后,先任苏州吴中公学教习,后为上海《国民日日报》撰稿。因该报停刊而失业,便到香港投靠兴中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少白,不料因误会而遭冷遇。苏曼殊一气之下,便跑到广东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但为时只有数月,尚未取得正式和尚的资格,即乘师父外出之机,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溜之大吉。从此以“博经”自命,并自称“曼殊和尚”,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柳亚子语),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穷病而死,享年仅三十五岁。

  苏曼殊是辛亥革命运动时期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在1902年,他就参加了以反清为宗旨的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他又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后来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带有反清色彩的军国民教育会,他也参加了。苏曼殊与孙中山先生也有密切关系。据何香凝回忆,1903年,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的住宅是孙中山的联络点和开会场所,苏曼殊就是常来参加会议的一个。孙中山还让苏曼殊等二十多个留日学生组成义勇队,每天早晨练习射击,以备参加武装起义。苏曼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资助他上学的林紫垣的极力反对,并以断绝资助相威胁。但苏曼殊宁可丢掉饭碗和中辍学业,也不肯放弃革命,结果被林紫垣强迫回国。回国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春,他愤于保皇派猖獗,决心暗杀其头目康有为,因陈少白极力劝阻,才未实行。同年秋,他在湖南长沙实业学堂任教,正值华兴会计划武装起义,他也参预其事。起义因事先泄露而流产后,他又参加了黄兴召集部分华兴会成员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了今后实行暗杀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由此可见,早年的苏曼殊,不但具有一般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完全赞成并积极参加了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实际斗争。

  但是,苏曼殊主要不是一个革命的活动家,而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他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旧世界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在于运用“批判的武器”,为辛亥革命开辟道路。

  苏曼殊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如陈独秀、章士钊所办的《国民日日报》、同盟会的《民报》、刘师培夫妇所办的《天义报》等,都曾得到苏曼殊的赞助。他为秋瑾的遗诗写过序,为冯自由的《三次革命军》题过辞。1907年鲁迅在日本准备创刊《新生》文艺杂志时,苏曼殊也是赞助者之一。1909年南社成立后,苏曼殊也很快加入,并成为该社的著名作家。

  苏曼殊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文、小说、绘画无不精通。尤其以诗的影响最大,故有“诗僧”之称。他写过《无题诗三百首》,可惜已经失传。今存者一百零一首,绝大部分是七言绝句。苏曼殊的小说也很闻名。他一生共写小说七种,其中《人鬼记》已散佚,流传下来的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绎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六种。另有《惨世界》一种,名为翻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实则三分之二的篇幅出自苏曼殊的创作,所以也应算作苏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又是我国近代较早的翻译家之一。他精通日文、梵文、英文、法文,除节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还译过《拜伦诗选》和印度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他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编撰过《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埃及古教考》、《汉英辞典》、《英汉辞典》、《粤英辞典》等多种专著,不幸均已失传。据有人统计,苏曼殊在短短的十五年时间里,著述共达三十种以上,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了。

  苏曼殊作品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同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通的,是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譬如,当1903年全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大论战的时候,苏曼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作者用战国时鲁仲连力主抗秦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他又发表了杂文《呜呼广东人》,对那些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洋奴买办之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年发表的《惨世界》,则不但批判了清政府统治下的“悲惨世界”和数千年来的封建观念,而且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并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道的新世界”。因而曾经受到了青年鲁迅的称赞。辛亥革命前夕,他又发表了《岭海幽光录》、《拜伦诗选》、《娑罗海滨遁迹记》等作品,或者用清兵入关之初屠杀汉人以及汉人奋起反抗的历史事实,“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语);或者用外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事实,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总之都是为辛亥革命服务的。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苏曼殊虽然消沉,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叩国魂”;“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尽管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但那家国之痛的感情却是异常深沉的。当荷兰殖民主义者对我爪哇华侨进行血腥屠杀之际,苏曼殊为了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和祖国的尊严,发表了《南洋话》。当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时,苏曼殊又发表了《讨袁宣言》,揭露袁贼“擅屠操刀,杀人如草”、“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的罪行,并断然表示:“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他在本时期所写的六篇小说,则不但从爱情婚姻的角度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而且暴露了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可见苏曼殊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晚节。

  苏曼殊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这是他的作品得以风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诗风格别致,自成一家。抒情则缠绵悱恻,千回百转;状物则形象逼真,历历如见;写人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例如:“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确实不失为诗中有画、情景交融、清新秀丽的好诗。无怪乎连郭沫若也说“苏曼殊的诗很清新”。他的小说则既保留了中国小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描写简洁等优点,又吸收了西洋小说注重描写自然环境、人物心理、人物外貌等长处,从而提高了小说的文学性。

  当然,苏曼殊的阶级出身及其所处的时代,不可能不给他的思想带来严重的缺陷。首先,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既有反帝的爱国主义,又存在盲目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既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又保留了封建思想的落后残余;既有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又有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既同情人民的苦难,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如此等等。其次,他的思想表现了明显退步的趋势,积极的一面越来越薄弱,而消极的一面却越来越严重。可见对苏曼殊既不能一概抹煞,也不能一概肯定,而应该批判地继承。

  总之,苏曼殊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应该属于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文学史里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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